医生禁收红包光有法律还不行

　　现下，医疗改革的节奏越来越紧锣密鼓，反腐对象开始向广义的行业腐败延伸，法治成为四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治理的关键词。“医生禁收红包”写入地方法规，正集中展现了这三种社会趋势，可以看成一种以法治促医改的地方探索。

　　只不过，“反红包”入法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长。至少在1999年就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里，就有规定禁止医师“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否则将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重庆此次新修订的条例，虽然立法的层级和出发点不同，但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对这一规定的重申。间隔十五年，红包文化仍旧泛滥，立法仍在“重申”，这等于在说：禁止医生收受红包，徒法不足以自行。

　　什么情况属于“情节严重”？警告、暂停六个月执业、暂停一年执业的处罚，分别对应哪种程度的收红包行为？显然，这是立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能在司法实践中量裁，在多个判例的经验基础上找到区别和边界。同样，既然规定实施处罚的主体是“卫生计生主管部门”，那么也应在执法中明确，具体由哪个科室受理投诉、分为几种投诉渠道、流程如何、处理的时限是多长。执法的精准度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的权威性，决定了一部法规在老百姓心中“有用”还是“没用”。

　　某种意义上讲，立法是一个承诺。将“医生禁收红包”从行业约束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隐藏着这样的保证：将提供畅通的申诉渠道，提供完整而高效的司法流程。在法规施行后，重庆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不妨定期公布一下对患者投诉的受理情况，对收红包行为的处罚情况，在不违反相关法规的情况下，公开几个因红包问题对簿公堂的典型案例，集中力量打通法规在实用性和操作性上的壁垒。只有让老百姓敢打官司、会打官司、方便打官司，将医疗矛盾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促改革的立法初衷才能实现。

　　同样，关于“医生禁收红包”入法的先试先行意义，也才能够从单纯的立法层面深入到法治层面。（京华时报）

　　□刘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