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和谭嗣同---左右肝胆两昆仑

去留肝胆两昆仑

汪精卫和谭嗣同---左右肝胆两昆仑

　　一

　　谭嗣同和汪精卫，乃现代中国两个极有代表性、颇多共同点的人物。

　　两人都是忧民忧国的侠之大者，都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利他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革命精神、牺牲精神。谭嗣同可以逃亡而不逃，留下来主动“流血”，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回国来主动“找死”，一样为了理想视死如归，一样热血雄魂惊彩绝艳。

　　谭嗣同言：“克己时，当以蝼蚁、草芥、粪土自待；救人时，当以佛天、圣贤、帝王自待”；“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汪精卫在《革命之决心》里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汪精卫不顾革命党同志的反对回国谋刺摄政王，就是把自己当作薪了。

　　两人都同样家学渊源，具有相当的传统文化修养特别是儒学修养（相对地谭嗣同更深一些），而且都能诗。两人狱中诗献身精神完全一致，异曲同工，相映成辉。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汪精卫狱中诗《被逮口占》：“一、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二、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四、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谭嗣同1898年9月28日壮烈就义时，汪精卫15岁。谭嗣同的言行事迹，必定在少年汪精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二

　　同样满怀抛头颅撒热血不怕牺牲英勇献身，同样烈士情结（汪精卫的烈士情结，始终支持汪精卫的胡适认得最透，1944年汪精卫去世，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同样为民为国，但两人选择的道路却完全不同：一改良一革命，一保守一激进。

　　革命也好改良也好，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谋求出路和振兴。革命为左改良为右，左右肝胆两昆仑。现在看去，两派目的相同，应该都是同志才是，但在当时，两条道路的矛盾斗争极为尖锐。革命党主张推翻清廷，改良派则主张君主立宪，公理婆理，势同水火。

　　改良派曾攻击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汪精卫亲自出马刺杀清庭政要与此有关。成败是次要的，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改善重树革命党的道义形象。汪精卫坚信自己会比谭嗣同更死得其所。

　　最终革命思想占了压倒性的上风，改良成了落后反动乃至祸国殃族的同义词。革命党当然庆幸，却不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不幸！中华民族从此坐上了暴力革命这一没有刹车的烈车。

　　革命在革去满清政府的命、北洋军阀的命之后加速前进，在革去无数国民的命并将发起革命的国民党的命革去了大部分之后，将中华文化的命一并轰轰烈烈地革掉了。百年沧桑，千古浩劫啊。

　　有人指出，我们曾有过通过和平手段实行宪政或建立真共和的多次机会：清室退位后的1912年是一次机会；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是一次机会；国民军北伐名义上统一中国的1927年是一次机会；1945年秋日寇投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国内民气达到顶点时又是一次机会。（大意）

　　确实如此。遗憾的是，近代各种政治势力有机会没智慧，在一波又一波激进、再激进、更激进的革命高潮中，机会一次次浪费了丧失了。没有儒家义理指导、缺乏仁义原则奠基的革命，必然在不断的暴力和激进中偏离乃至悖离初衷而走向反面。

　　鉴湖女侠秋瑾有两句诗：“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然而百年来抛却头颅千百万，不仅没将乾坤挽回，反而进一步颠而倒之、摧而坏之，结果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每念及此，感伤无限！

　　三

　　回头看，我认为康梁谭的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如果谭嗣同不死，如果谭嗣同虽死但路线不断，如果最后成功的是改良而非革命，那么，中国早已走上宪政之路，虚君共和无论如何比党主专制文明。

　　当然，追根溯源，满清政府才是罪魁祸首，是革命的“推手”和自己的杀手。它杀掉谭嗣同，扑灭了改良之望，自绝了新生之路，无异于自杀，无意中为革命的深入人心席卷中华扫清了道路。尽管不久清政府就重拾改良和宪政的追寻，但历史和民心已经不再给它机会。

　　从《仁学》中可以看出，谭嗣同对专制主义的痛恨、他的革命精神丝毫不亚于后来的革命派及汪精卫。但他压制了革命冲动而选择了改良，以革命精神从事改良事业，这是特别清醒智慧、特别难能可贵的。

　　谭嗣同和汪精卫，代表着现代中国两条道路的选择。谭嗣同的正确反衬出革命的错误也凸现了汪精卫有所不足---那是历史眼光和儒家智慧（中庸之道）的不足。在文化修养特别是儒学造诣方面，谭嗣同无疑更为深厚。汪精卫如果能够逆料革命会反过来“吃掉自己的儿女”，吃掉民主自由和中华文化，吃掉所有人性、道德、理想的光明，他一定会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我坚信汪精卫道德与谭嗣同一样高尚，对他们一样敬仰；我坚信，汪精卫早年的“直线”革命行动和晚年的“曲线”和平运动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个人利益考虑，他是把性命和比性命更重要的名声全都豁出去了。对汪精卫，除了敬仰，更怀了一份深刻的历史同情。

　　他回国谋刺摄政王前给挚友胡汉民留下八个字：“我今为薪，君当为釜”；他离渝前给蒋介石留书：“君为其易，我为其难”，体现的都是同样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和救国动机，就象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与改良派选择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为了救国救民国家民族，道理是一样的。

　　至于汪精卫暗杀行动和后来到敌战区成立政府之举是非利弊如何，其路线方式的选择是否有问题，则值得深入探讨和分析----这种深入，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当的学养胆识、德智水准和唯真唯实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大人之心，同时也有赖于国共两党一些历史档案的解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不能假设、不能选择的，但可以研究探讨以资镜鉴，以作现实和未来的参考。而今历史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为了机会不再丧失，悲剧不再重演，革命和改良、激进和渐进的老话题，谭嗣同和汪精卫两派人马相同的精神和不同的方向追求，革命成功所导致的中华民族一系列大损失大失败，对我们当有相当的镜鉴、启迪、警示和作用。